“西周”除了朝代名，还是东周时期的国家名称，即西周侯国（前367——前256），是战国末年周王室分裂的产物。在《战国策》当中有“东周与西周争”“昌他灭西周”等记载，显然战国时代出现的“西周”并不是那个灭亡于公元前771年的西周王朝。而是西周国。公元前367年周王室内乱，京畿之内分出东周、西周二侯国。两国以伊洛河交汇处为界，西属西周都王城，东属东周都巩，经东西周一分，天子周郝王失去了养生地，孤居成周城，经济依赖于西周。秦孝文王于公元前256年破周王城洛阳，攻灭西周国，周郝王及西周君被废为平民，迁出成周城与王城，不久寄居在西周国的周赧王卒，挂名天子不复存在，秦取象征天子权力的“九鼎”宝器置于咸阳。周不在称王， 史家开始以秦纪年。

周人起源

周人是一个后起的姬姓部族，兴起于今陕甘一带，十分重视农业。周人图腾以熊（大人）为标志，后稷的父、母系分别为我国陕甘一带姬姓有熊氏（尧舜时期有熊氏只是方国，已经失去数百年前黄帝的尊号）和姜姓有邰氏长期通婚之后裔。他们认为后稷（姬弃）是他们的始祖，并把他尊为农神，西周的农官之长便以“后稷”命名。从后稷到到文王中间有若干个王，《史记·周本纪》、《世本》记载有十五代，依次是后稷（名弃）、不窋、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隃、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古公亶父、季历、昌，而《汉书》记载有十八代。然而自后稷至文王千余年，只经过十几代是不可能的，后人多对此表示怀疑。

到了不窋时代，周人迁徙到戎狄之间。公刘时为了发展农业又迁至自然环境优异的豳。到达豳地以后，周人开垦田地、营建房屋、并确立了一套举行祭祀、宴会的礼仪。“京”、“京师”就是源自公刘时代对国都的称谓。商王武丁时期，周成为商的封国。公亶父（后来被追尊为周太王）时，为避免西北戎狄部落的滋扰，周人再次迁都至歧阳周原。这时政治设施有了长足发展，王宫设皋门、应门，国都设宗庙、社稷即始于此时。

太王死后，少子季历继位。由于与太伯所建吴国、任姓诸侯保持友好，加之商朝国力衰微，周的力量不断壮大。商王武乙时期，周开始武力开拓领土，首先花了三年时间征服鬼方。之后，季历继续进攻山西地区的戎狄，在攻打燕京戎时受挫，然而接着还是攻克了余无戎。打败余无戎后，季历被商王文丁任命为牧师（一种相当于方伯的职位）。由于季历将周国的领土大大向西北扩展，受到了文丁的猜忌，终于被文丁害死。

季历死后，其长子继位，是为周文王，他曾被商王册命为西伯。崇侯虎向纣报告了西伯对处死九侯的不满，西伯因此被囚禁于羑里，直到西伯的属下进贡美女和财物才被赦免。周文王一面殷勤侍奉殷王纣，一面借口征讨叛国四处开拓领土，周的势力得以大幅度扩张。文王团结诸侯，解决了虞、芮两国的争端，先后征服了犬戎、密（密须）。之后又灭掉了山西地区的黎，并攻克盂（又作于、邗）。崇侯虎所在的崇是当时的东方强国，也在激烈的攻城战之后被周攻占。文王在克崇后迁都到丰，仁政爱民，并建立了一套以卿士为首的官制，健全了政治机构，积聚了一大批有才能的贵族，为周王朝的建立打下基础。

武王伐纣

周族有着悠久的历史，长期在陕甘一带活动，后以岐山之南的周原为主要的根据地。至公元前11世纪初，周族的力量日益强大。它一面征伐附近小国，扩充实力；一面把它的都邑从周原迁到今长安区沣水西岸，建成丰京。它不断向东进逼的势态，加剧了与商朝的矛盾。商王帝辛（商纣王）一度将西伯昌囚于羑里。周臣用美女、珍宝进献商王，帝辛才放了西伯昌。西伯昌回到国内后，进一步加紧了伐商的准备。此时，商王朝政治腐败，内外矛盾空前尖锐。周文王（昌）长子伯邑考先于文王而死（死因未载；《封神榜》称其被纣所杀），立姬发为太子。文王认为伐商条件已成熟，临终前嘱太子发积极准备伐商。武王即位以后，趁商朝主力征战在外之际，周武王率军东征，武王九年，大会诸侯于孟津，（今河南孟津，为古代重要渡口）。前来参加大会的诸侯和部落首领，据说有八百之多。在大会上，周武王举行了誓师仪式，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孟津之誓”。是一次“诸侯所由用命”的重要会盟。出兵车300乘、士卒4.5万人、虎贲3000人，浩浩荡荡地向东进发。庸、蜀、羌、鬃、微、卢、彭、濮等许多小国也率兵配合。

到二月五日，武王的联军就在殷都的郊外牧野与纣王的军队摆开了决战之势。纣王也集合起了十几万人与武王相抗衡，可是，因为民心的归向，纣王的军队毫无战心，反而倒戈帮助武王。所以，没费太大的力气，武王就攻进了都城朝歌。纣王眼看大势已去，就登上花费巨资为自己建造的鹿台自焚身亡。殷商王朝也就这样灭在了纣王的手中。

周室初立

武王克商以后，基本上控制了商朝原来的统治地区，又征服了四周的许多小国。但如何牢固控制东方的大片领土，成了武王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于是，他采用“分封亲戚、以藩屏周”的政策，把他的同姓宗亲和功臣谋士分封各地，建立诸侯国。一个个诸侯国成为对一方土地进行统治的据点，它们对周王室也起到拱卫的作用。武王把商纣之子武庚封于商都，借以控制商人；封其弟管叔、蔡叔、霍叔为侯，监督武庚；又将周公封于鲁、姜尚封于齐、召公封于燕。周武王死后，其子继位。因成王年幼，由周公摄政。管叔、蔡叔对周公不满，散布流言，说周公意在谋取王位。不久，武庚与管、蔡串通一起，并联合东方的徐、奄、薄姑等国发动叛乱。周公调大军东征，用了三年时间，终于平定了武庚与管、蔡之乱，杀了武庚和管叔，流放了蔡叔。东征取得全面胜利，使周王朝的统治得到巩固。

周武王灭商之后，回到镐京，深感镐京与新征服地区相距太远。他意在夏人活动中心的伊洛河地区建立新的都邑。他的这一想法尚未实现，突然病逝。从宝鸡出土的何尊铭文中看到，成王即位后，继承了武王之遗志，决定在洛阳附近建一新邑，“宅兹中国”。从这里对新征服地区进行统治，可大大缩短距离。为此，成王曾派召公去洛阳附近“相宅”。不久，洛邑成为西周时期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为彻底铲除殷遗民的复国梦想，成王时还将殷顽民迁至成周。

成康之治

叛乱平定后，周公自幼笃行仁孝，多才多艺。文王在时，他以孝仁而异于群子；武王即位，则以忠诚辅翼武王，一次，武王有疾，群臣忧惧，卜求先王救助。“周公于是乃自以为质，设三坛，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于太王、王季、文王。”愿以自身替武王之身，且称曰：“旦巧能，多才多艺，能事鬼神。”周公作《多方》、《多士》来告诫殷人，对殷贵族采取思想、经济、政治各方面的安抚政策。周公摄政五年，开始在雒邑营建东都成周，以便更有效的统治东方地区，成王到成周开始亲政。召公奭召集各方首领，教导成王以德治国、重用老成人。成周建成后，成王回镐京即君位，周公则留下治理东都。

成王和后来即位的康王昭的统治时期被后人称为成康之治，是西周安定时代的开始。周人的分封诸侯虽早于武王时开始，但大量封国是在成康之世才出现的。据《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周初分封共七十一国，其中与周王同姓的姬姓就有四十国，兄弟之国有十五国。而《荀子·儒效》则说姬姓有五十三国。可见周初的分封是以姬姓为主体，而同时兼顾到异姓。其中季历之兄太伯、仲雍的后人封于吴（今江苏苏州），文王二弟虢仲、虢叔封于西虢（今陕西宝鸡）、东虢（今河南荥阳），文王诸子分别封于管（今河南郑州，早灭）、蔡（今河南上蔡西南）、霍（今山西霍州西南）、卫（今河南淇县）、毛、聃（今安徽阜阳）、郜（今山东成武东南）、雍（今河南修武西）、曹（今山东定陶西）、滕（今山东滕州西南）、毕（今陕西咸阳西北）、原（今河南济源西北）、酆（今陕西西安市长安区西北）、郇（今山西临猗西南）；武王诸子封于晋（始封在今山西翼城西）、应（今河南平顶山）、韩（今山西河津东北）；周公诸子封于鲁（今山东曲阜）、凡（今河南辉县西南）、蒋（今河南固始西北）、邢（今河北邢台）、茅（今山东金乡西北）、胙（今河南延津北）、祭（今河南郑州东北）；召公之子封于燕（今北京）。主要的异姓诸侯则有：商贵族微子启、微仲衍封于宋（今河南商丘附近），姜姓封于齐、吕，姒姓封于杞（今河南杞县），嬴姓封于葛（今河南宁县西北），妫姓封于陈（今河南淮阳），芈姓封于楚等等。最初的封建主要集中在中原，是建国工作的一部分，在之后并没有继续推广。这些封国以人群为主体，常常迁徙数百里乃至上千里。它们由河南向东、向南迁移，形成了周王室新的屏障。 

成康时代，周王实行赈济贫困民众、授田于民、明德慎罚的政策，因而农业生产颇有起色、人民生活相对改善、四方外族来朝、政局稳定、人民和睦。然而康王晚期喜好征伐，据小盂鼎铭文，仅在与鬼方间的战争中就斩首四千八百多人，俘虏一万三千余人，与南方的淮夷和荆楚亦常有冲突，国民经济陷入困境，为昭王时期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江河日下

经过昭穆时代，周朝实力削弱。这一时期，犬戎的势力逐渐强大，阻碍了周朝与西北各国的往来。穆王西征犬戎，“获其五王”，并将一批犬戎部落迁到太原，打通了周与西北各国的道路。以后，犬戎仍屡次侵犯周境。周懿王时，出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的局面，周人深为所苦。

到周厉王时期，国内矛盾日趋尖锐。厉王横征暴敛，虐待百姓，还不让国人谈论国家政事。连年战乱，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疾苦。与此同时，厉王任用荣夷公为卿士，将社会财富和资源垄断起来。为压制国人的不满，厉王命卫巫监视，有谤王者即加杀戮。结果人人自危，终于酿成国人暴动。前841年，国人大规模暴动，厉王被迫出奔到彘。朝中由召公、周公（周定公）两大臣行政，号为共和（一说由诸侯共伯和摄行政事）。

共和十四年（前828年），厉王死，太子静即位，是为周宣王，在位共46年。周宣王继位后，汲取教训，改变政策；为解除戎狄的威胁，还发动了对戎狄的防御战争，取得了胜利。在对荆楚、淮夷的战事中，也取得了一些胜利，因而号称“中兴”。但是社会中各种矛盾依然存在，整个社会仍处于动荡之。历史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商周时期中原已进入青铜时代的繁盛时期，周边的一些地区仍相对落后一些。因此，为财富及利益所驱动，周人与其它国族的战争几乎一直不断。江汉流域是蛮族的根据地。宣王晚年，周王朝重新出现了衰象。宣王干涉鲁国的君位继承，用武力强立鲁孝公，引起诸侯不睦。三十六年，征伐条戎、奔戎，惨遭败绩。三十九年，与西戎别支姜氏之戎战于千亩，惨败。 

走向灭亡

前781年，周幽王继位，任用好利的虢石父执政，朝政腐败激起国人怨恨；三年（前779年），伐六济之戎失败；同时天灾频仍，周朝统治内外交困。幽王，宠爱褒姒，幽王废掉正后申侯之女及太子宜臼，改立嬖宠美人褒姒为后，其子伯服（一作伯盘）为太子。宜臼逃奔申国，宜臼的母亲是申侯的女儿。申侯联合缯国和西方的犬戎进攻幽王。杀幽王于骊山之下，犬戎乘机掠走大量财宝。西周就此灭亡。宜臼靠诸侯的帮助，登上王位，是为平王，翌年迁都洛邑，从此，历史进入东周时期。前771年，西周覆亡。 

幽王死后，申侯、鲁侯、许文公等共立原太子宜臼于申，虢公翰又另立王子余臣于携，形成两王并立。宜臼为避犬戎，迁都到洛邑，是为周平王。东周建立。余臣在平王十一年，既晋文侯二十一年（前760年）被晋文侯所杀。

周武王灭众多小国建立较大的侯国，强迫封建制的小邦国接受周朝的分封制，周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它是按照诸侯与周王室的亲疏关系而划分的。周王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采取了“众建诸侯、裂土为民”的分封制。

东征结束后，周公按原来的计划，在东方修建洛邑，以加强对东方的监督。又在洛邑以西修建王城，以军队八师驻守，作为朝会东方诸侯的东都。于是，西起岐阳，东到圃田，所有渭、泾、河、洛地带，都成为周的王畿。关中的镐京被称为“宗周”；东都王城被称为“成周”。

周公为了加强对全国广大地区的统治，便实行大分封，以作为王室的屏藩。首先，对于殷都旧地，以朝歌为中心，封给武王弟康叔，建立卫国。

东方以商丘为中心的商代宗邑，分封给旧殷贵族中反对纣王的微子启，称为宋公，使他保持商人的宗祀。

周公自己受封以今天山东曲阜为中心的鲁国，命长子伯禽前往。受封时，又分有“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具备有周王室的各种文物制度。鲁国成为代表王室镇抚东方的大国。

在海、岱之间的薄姑故地，由师尚父受封，在营丘建立齐国。对于违抗王室的侯伯之国，齐国有征伐的特权。

河东地区，是北通太原防御群翟部落内侵的前哨。为了加强镇守，封成王同母弟叔虞于唐国故地，建立晋国。

周王室除了加强广大“东土”的统治之外，又扩展了它的“北土”和“南土”。在北方，为了加强控制燕山南北和辽西一带的戎翟部落，周王封召公奭于蓟，建立燕国。在南方，为了加强对巴、濮、楚、邓等部的控制，在淮水上游建有蒋、息等同姓国，在唐、白河流域建有申、吕等姜姓国，还在淮、汉之间建有“汉阳诸姬”，在大江下游的江东地区，在文王以前，就有太王的长子太伯和次子仲雍渡江南下，在太湖沿岸建立吴国。

在周王朝统治下，还有大量的旧国。仍然保持原来的地位不变。

据荀子说，周初分封了七十一国，姬姓之国共有五十三个，占了其中的绝大部分。而在姬姓之国中，属于文王诸子的有十六国；属于武王之子的有四国；属于周公后裔的有六国。这些封国大小不等，有的是畿内的采邑。它们广泛地分布在中原地区内，与众多的旧国错杂在一起，这就直接加强了周王室的统治力量。

中央制度

按照周制，大国诸侯有时还可以兼任王室的官吏，如周初卫康叔为周司寇，西周末期郑桓公为周司徒，都是其例。诸侯在其封国内设置的官制，大略与王室相等，还有军队各自成为一方之主。

周天子对诸侯拥有较大的权威，诸侯还能听命纳贡。《左传》昭公十三年说：“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除贡纳外，还需朝觐述职，出兵从征。周天子有权干涉诸侯内政，有时还向诸侯国派遣监国的使臣，与诸侯并称为“诸侯、诸监”。

西周时期，周天子尚能号令诸侯，进入东周，周王室权威下降，诸侯多不履行对王室的义务。王室本身还要依附当时之大国晋、郑与卫，更不用提号令诸侯之事。周郑交质与“射桓王肩”，更让周天子之仅存之威严也亦丧失。然列国之诸侯在名义上仍为周王之臣属，除楚国之外，多无谮越称王之举。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更多是为自己本国利益服务，然亦使周王威略有上升。五霸之君主多亦在此口号下行事，即表面尊王，实则行扩张兼并之实。进入战国之后，国家兼并多已完成，周王朝之诸侯国，仅剩20多个，其中最大者七，号为战国七雄。战国之世，除魏惠王、齐威王曾有朝周之举，然亦是作秀，其他诸侯国之国君已再无朝周之举。

世卿与世禄

周王是全国的最高统治者，仅次于周王有师、保两大官僚。师、保即太师和太保，掌握朝廷的军政大权，并且为青少国君的监护者。这种政治上的长老监护制度，是从贵族家内幼儿保育和监护的礼制发展而来，并由此形成的一种官职。

中央政权有两大官僚系统，分别为卿事寮和太史寮。

卿事寮

金文中的“卿事”，就是文献中的“卿士”。《说文》云：“士，事也。”两者都称为寮，说明是当时的两大官署。卿士僚主管王朝的“三事四方”。所谓“三事”，是指王畿内的三大政事；“四方”指王畿以外的诸侯事务。卿事寮的长官早期是太保和太师，中期以后主要是太师。

属官主要是“三有司”，即司马、司土（徒）、司工（空）。司徒是掌土地徒役的官；司马是掌军赋的官；司空是掌建筑工程等的官。三司之外有司寇，是掌刑狱警察等事的官，地位较低。又有“师氏”、“亚旅”、“虎巨”，是掌军旅的官。有“趣马”，是掌马的官，“膳夫”，是掌王食和出纳王命的官。

“古代兵刑不分，卿事寮的长官，无论太师或太保都掌握军政大权，所以召公和周公都曾出征过。

太史寮

太史寮的长官是太史，主管册命、制禄、祭祀、时令、图籍等，既是文职官员的领袖，又是神职官员的首领，其地位仅次于卿事寮。其属官，根据《礼记·曲礼下》主要有“六大”，即：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六大”亦称“天官”，这些官职来源可能比较原始，并且看作神职是有来历。六大之中，以太史为长。太史与太师、太保一样，都可称为“公”。如召公官为太保，周公官为太师，毕公官有太史、而都被尊称为“公”  。

周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所以六卿职守中的多数与宗教事务有着密切关系。中期以后的宗教职能在政权机构中逐渐削弱，“因而明保、明公、皇天尹大保、大保之类的官职已不复见，这意味着政务官职机构的扩大、也说明西周王国的官僚机构有了发展。

封建制度

“封建制”也称“分封制”即古汉语“封建”的原始含义；古文献中之“封建”即“分封制”。“封建制”在周朝时期是周王室把疆域土地划分为诸侯的社会制度，在“封建制”下，国家土地不完全是周王室的，而是分别由获得封地的诸侯所有，他们拥有分封土地的所有资源和收益，只需向周王室缴纳一定的进贡即可尽义务，即相当于中世纪欧洲诸王国与罗马教廷的关系，即现代意义上的联邦的基础。周王是共主性质的（共主是氏族社会遗留的领袖模式，禹为最后的氏族共主）。诸侯的土地理论上在其死后可由周王室收回重新分配，但一般是世袭。

宗法制度

这种制度确立于夏朝，发展于商朝，完备于周朝，影响于后来的各封建王朝。按照周代的宗法制度，宗族中分为大宗和小宗。周王自称天子，称为天下的大宗。天子的除嫡长子以外的其他儿子被封为诸侯。诸侯对天子而言是小宗，但在他的封国内却是大宗。诸侯的其它儿子被分封为卿大夫。卿大夫对诸侯而言是小宗，但在他的采邑内却是大宗。从卿大夫到士也是如此。因此贵族的嫡长子总是不同等级的大宗（宗子）。大宗不仅享有对宗族成员的统治权，而且享有政治上的特权。后来，各王朝的统治者对宗法制度加以改造，逐渐建立了由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组成的封建宗法制。

井田制度

井田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度，商时有文字记载，西周时盛行。那时，道路和渠道纵横交错，把土地分隔成方块，形状像“井”字，因此称做“井田”。井田属周王所有，分配给庶民使用。领主不得买卖和转让井田，还要交一定的贡赋。领主强迫庶民集体耕种井田，周边为私田，中间为公田。而其实质是一种土地私有制度。（夏商西周，一切土地属于国家）。

礼乐制度

西周春秋时代所讲究的“礼”，是贵族根据原始社会末期父系氏族制阶段的风俗习惯加以发展和改造，用作统治人民和巩固贵族内部关系的一种手段。目的在于维护其宗法制度和君权、族权、夫权、神权，具有维护贵族的世袭制、等级制和加强统治的作用。当时许多经济和政治上的典章制度，常常贯串在各种礼的举行中，依靠各种礼的举行来加以确立和维护。 

到春秋后期，就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这些卿大夫在夺取国君权力的同时，不但僭用诸侯之礼，甚至僭用天子之礼。按礼，天子的舞用“八俏”（“佾”是“列”的意思，每列八人，八佾六十四人），这时季孙氏也用“八佾舞于庭”，孔丘斥责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按礼，天子祭祖唱《雍》诗来撤除祭品，这时鲁的三家都“以《雍》撤”，孔丘认为这种事不该出于“三家之堂”。按礼，只有天子可以“旅”（祭祀）于泰山，这时季孙氏“旅于泰山”，孔丘又指责他不懂礼 。卿大夫这样“僭礼”，实质上就是夺取政治权力的一种表现。

礼乐制度主要用来维护宗法制度和君权、族权、夫权、神权。《荀子·礼论篇》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族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所说“礼之三本”，天地代表神权，先祖代表族权，君师代表君权。后来统治者以天、地、君、亲、师作为礼拜的主要对象，就是根据这个理论。

国野制度

国野之制在商代情形一般难以确定。西周国野之制最为典形，到春秋时期国野之制开始瓦解，到战国则普遍为郡县。 周初周公东征和武装殖民。 周朝是由位于岐、渭至河洛之间的“小邦周”发展而来。成功取代“大邦殷”而有天下之之后，但势力并不能有效控制商朝所有的领土。原商朝大部分地区，其民众与周人无论文化还是其他方面，都很不相同。为了进一步稳固控制东方之土，周公东征，摧毁商殷及同盟淮夷的势力。东征胜利后，在全国要冲大封同姓、异姓和古帝王之后于新占领的东方，以“藩屏周”。周初这种分封，其实是一种武装殖民。这些重要的武装殖民据点主要有：齐、鲁、燕、宜（吴）、蒋等诸侯国. 国与野。

周朝所分封之贵族及其所率领的公社农民进驻新占领的区域后，首先是建立一个军事据点，这样的据点称之为“城”，也称之为“国”。而“国”之外广大区域称之为“野”。王朝的畿内和诸侯国都有这种国野之分，即乡遂之别。

王畿以距城百里为郊，郊内为乡，郊外为遂。王朝六乡六遂，大国三乡三遂。周代的“国”和后来的商业城市不同，它对“野”没有调节生产的功能。其生计一般都要仰赖“野”的供给，所以周人的殖民营国也兼阂野。国野之分，亦带动国人与野人的不同政治地位。国人与野人同属平民阶层。

所谓世卿，是指在天子或诸侯之下之世族世袭享有卿的地位并且掌有政权者。如周公之职，直到东周中期仍然为周公旦家族所世袭，同样还有召公一职。这种世卿制度与民族集团互为表里，世代执政本于氏族共治之习，而氏族的存在也仰赖于世代把持官府，故曰：“弃官，则族无所庇” 。

掌政的世族都要尽量把持他们的既得利益，同一氏族的成员是不轻易排斥于权益圈之外的。所以，鲁有三桓，郑有七穆，原先都是兄弟，宋的华氏当权的更多。所谓“政由宁氏”，则是举族而言的。

世族之身份和地位，并不是天子和国君所能决定，而由世袭而成。世族有和周王同姓异姓之分，他们的形成各有特点。周王室的世卿巨室大多是周初东征的贵胄，不是周王之亲戚就是传统大氏族的后代。周初东征之际，往往有的儿子在外殖民建国，有的儿子留守王室辅政，此即春秋时代随武子所说的“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举不失德，赏不失势”

周人在周原建国时，同时也形成了具有很大包容特征性的文化体系周文化，他们和商人的关系是并存的，可是他的势力不如商人大，国家不如商人大，人口不如商人多，但是他的文化有接受商人的影响，也有保存自己固有独特的色彩，同时还接受了草原的影响以及西边羌人的影响，它本身就是很有包容性的混合体。他以这种混合体的特点，在打败商人以后，由于人少，要治理这么大的国家是很困难的，所以就建立了许多驻防的点，每个驻防的点到后来都变成了一个国家；从考古学上看最显著的一个驻防点就是在今北京附近的燕国所在地，从这里可以看到，里面有商人文化的地盘，有周人文化的地盘，也有土著民族文化的地盘，三者共存；由此可见周人又采取了所谓包容性极强的政策，对于旧日的敌人商人，采取尊敬、合作的态度，对于土著也采取合作、共存的态度，这种精神是了不起的。

礼乐

西周礼制继承商代而有所变革。周初，力求扭转商末流行的奢靡风气，曾反复告诫禁止酗酒。从成王时的《尚书·酒诰》，到康王时的大盂鼎铭文，都讲到必须遵奉周文铜鼓王的告诫，不得纵酒。反映到青铜制造的礼器上，商朝常见的许多酒器，西周时逐渐归于消失。

周礼非常繁缛，据《周礼》有吉、凶、军、宾、嘉五礼：吉礼指对先祖与各种神祗的祭祀；凶礼指丧葬，还包括对天灾人祸的哀吊；军礼指战争，以及田猎、筑城等动员大量人力的活动；宾礼指诸侯对王朝的朝见、诸侯间的聘问和会盟等；嘉礼指婚、冠、飨燕、庆贺、宾射等。所有礼制都和法律一样，体现出贵贱等级的区分。

乐在西周很受重视，有专门职官管理。金文中也记有乐官。例如师嫠簋“命汝司乃祖考旧官小辅（镈）眔鼓钟”，即相当《周礼》的镈师和钟师。

周代有的乐舞起源很早，如《大武》为周武王克商所作，曾在武王凯旋告于周庙时表演。这一乐舞的歌辞还保存在《诗》中，即《周颂》的《武》、《酌》、《桓》、《赉》等篇。

宗教

周人的宗教观念，与商代有较大的不同。商代那种尚鬼的神秘色彩，到西周已经淡薄。周代的祭祀对象分为天神、地祗、人鬼三类。天神有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地祗有社稷、五祀、五岳、山林川泽、四方百物：人鬼则指祖先而言。

人殉现象在西周不像商代那样普遍。由于没有发现相当于殷墟西北冈、武官村规模的大墓，当时人殉数量尚难判定。用人作为祭祀的牺牲，在西周时期亦史无明文记载。

宗教思想的变化也表现在青铜礼器的纹饰上。商代流行的带神秘意味的花纹，只在周初延续了一个时期。到西周中期，大多数礼器的纹饰都图案化了，除装饰作用外，很少再有宗教或神话的意义。

祝宗卜史

周初封周公长子伯禽于鲁，曾分以祝、宗、卜、史宗教事务的官员。当时这种人的地位较高，如太史可称为公。后来他们的重要性逐渐降低，以至在社会中不再有显赫的身份。

祝管理祷祝，宗管理祭祀，卜职司卜筮，史职司文书记事。由于他们的专业需要特殊训练，常在家族中世袭。例如陕西扶风庄白一号窖藏青铜器铭文所见史墙一家，从商末到西周中期代代都任史职，说明其职业的封闭性。

殷商时期使用甲骨的卜法继续流行。已发现的周人甲骨最早有周文王时代的，其形制与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相近，足见商周卜法间有一定的联系。西周甲骨也有上刻卜辞的，曾在山西洪洞坊堆、陕西长安丰镐遗址、北京昌平白浮等地发现，而以陕西周原所出最多。

这一时期使用蓍草的筮法与卜法并用。筮书就是《周易》。当时常先筮后卜，特别在占问国家大事时更要如此。在周人心目中，卜法比筮法更为重要，所问的事越重要，越要采用卜法。这叫做“筮轻龟重”或“筮短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