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俗话：“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里的“浮屠”，指的就是佛塔，意思是“救人一命，比建造一座七层佛塔还要功德无量”。不过，当佛塔内收纳的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舍利时，那么这座浮屠也就非一般的佛塔可以比拟——这就是在陕西省宝鸡市法门寺出土的铜浮屠。

浮屠，也做浮图。其含义有多种，可解释为佛陀、佛教、僧侣、佛塔或精舍。此处所指的是佛教建筑形式的“塔”，源于印度，最初为供奉佛骨之用。见舍利如见佛陀本身，造塔的功德很大。然而，早期的浮屠形制已无人知晓，唐末为四级木塔，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这件鎏金铜浮屠是唐代法门寺木塔的原型，因此它是地宫出土文物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典型文物。
 

鎏金铜浮屠

铜浮屠又称鎏金浮屠，金银器，唐代文物，1987年出土于陕西宝鸡法门寺地宫。铜浮屠气象十分庄严、写实，是中国古代高超手工技艺的绝妙佳品，今天宝鸡法门寺博物馆内的主体建筑——珍宝阁，就是仿照鎏金铜浮屠的式样建造的。2002年，铜浮屠被收录为首批中国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法门寺博物馆珍宝阁

鎏金浮屠（铜浮屠）原置于地宫前室的阿育王塔内，通高53.5厘米，底座长宽各28厘米，二层长宽各24厘米，三层长宽各19厘米，房檐长宽各23.51厘米，重7.4千克。为模铸成型，精致玲珑，四角正方形亭单层阁式，分为塔基、塔身、塔刹三部分。塔基为须弥座，其外有三层渐收的护栏，每面护栏正中有弧形踏步。塔身四面各开一门，正面门外左、右各列一力士门额以上铺作和人字形斗拱门两侧各开一处直棂窗。顶为单檐四角攒尖形，铸有瓦垅，檐角略翘再上为印度式的、高耸的塔刹（塔顶，由刹座、刹身、刹顶和刹杆组成），刹底为须弥座，往上为依次渐小的六个相轮由下往上依次渐小，相轮以上有宝盖、圆光、仰月及宝珠，气象十分庄严。

铜浮屠的建造，和唐代大规模的迎送佛骨活动有关。武德七年（625年），唐高祖李渊将扶风县的“阿育王寺”改名为“法门寺”，于是这座藏有释迦牟尼佛指舍利的寺庙就成为唐朝皇帝瞻仰圣物的重要场所，李世民在贞观年间就曾三次前往瞻礼。后来，瞻礼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迎送佛指舍利活动，每隔30年就要把舍利迎到京城长安供奉，然后再送还法门寺，继续封存在塔下。活动期间，京城的文武百官、门阀巨贾都会争相前来瞻仰，以求沾染灵气，而为了保证秩序和安全，朝廷甚至会出动御林军一路护持。

自唐初以后200年间，先后有8位皇帝迎送舍利。不过，这种活动在唐武宗时期遭到了巨大打击，武宗发起的灭佛运动极大地威胁到了舍利，为了保护舍利的安全，法门寺的僧人特意制作了舍利的“影骨”来搪塞皇帝，而把真舍利秘藏起来。

唐武宗死后，迎送佛指舍利的活动得以恢复，并在唐僖宗时达到顶峰。唐僖宗送还舍利后，将数千件珍宝和舍利一同封入地宫，而僧人制作的3枚“影骨”也得到了一样的待遇，被装入宝函封入地宫，其中一枚就放置在铜浮屠内。

阿育王塔出土时的状况

这件浮屠出土于法门寺地宫前室，出土时是拆散、分开存放的，浮屠的方形基座放置于阿育王塔上，以丝袱包裹的塔身放置于阿育王塔内，包袱之上安置拆散的塔顶、塔刹等残件。现在我们看到的浮屠完整造型，是出土后根据散落的零件拼装而成的。

彩绘四铺首阿育王塔

阿育王塔通高78.5厘米，底座长、宽48厘米，二层长、宽40厘米，檐长、宽47厘米，塔身长、宽33厘米。从阿育王塔的尺寸与铜浮屠的尺寸可以看出，铜浮屠体量庞大，如果组装完整，应该是难以放到阿育王塔中，所以当时放置时只能进行拆分：基座太大，被单独放置在阿育王塔盖之上；塔身与其他部件分别用丝绸包裹之后放置于阿育王塔之内。

鎏金迦陵频伽纹壸门座银棺

出土时，阿育王塔内放置铜浮屠，铜浮屠内内放置鎏金迦陵频伽纹壸（kǔn）门座银棺，棺盖为半弧形，前宽后窄，前檐探出较多。棺体前高宽，后矮窄。棺盖长8.2厘米，高6.4厘米，前档宽5.4厘米，后档宽4.2厘米。前档板上刻着两位坐佛弟子，两侧壁各錾出两只迦陵频伽神鸟。棺体下有两层台座，上层台座四周錾出一圈仰莲瓣，下层四周镂空成壶门。银棺内盛放第四枚（以发现的时间顺序命名）佛骨舍利——骨质影骨，是佛家为了保护真舍利和供人供养而特制的影射之骨，虽然它不是真身，但同灵骨的作用是同样的，因此也属佛教圣物。因此，阿育王塔、铜浮屠、壸门座银棺层层相套，共同组成第四枚佛骨舍利的装具。

第四枚佛骨舍利盛放容器

第四枚佛骨舍利（骨质影骨）

然而，据研究，阿育王塔、铜浮屠、壸门座银棺，这三件器物最初都是独立的供奉物。

阿育王塔上的墨书题记与宫后室的墨书题记的关联性，以及阿育王塔的建筑风格，可知阿育王塔是初唐时期建造、曾是放置于地宫后室的器物。从阿育王塔上的菩萨像、如意云图和雕刻手法判断，石塔的应该较大雁塔建造时间（652年）晚、较武周时期早。《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中提到阿育王塔“塔正面门右柱有墨书题记一行‘真身道场知香火兼表启比丘常达’”，而且在地宫后室“里侧门道上竖刻八行文字”，其中包括“比丘常达、知香火兼表奏”在内的5位比丘和3位俗人，这些题刻表明，阿育王塔原来是放置在地宫后室的。从地宫后室出土的文物与《衣物账碑》对照可知，最后一次封闭地宫时，地宫后室放置的是皇帝、后妃和智慧轮供奉的物品。因此，阿育王塔应该是建造时放置在地宫后室，最晚是在最后一次封闭地宫时移至地宫前室。

阿育王塔上的墨书题记

根据壸门座银棺的铭文可知这座银棺并非是壸门座银棺出土时放置于铜浮屠内。棺底錾刻题记：“愿生生值佛，世世闻经，合家大小，同生佛会，法界众生同此福”。从题记中的“合家”可以看出这是一件出自私家的物品，并非皇帝为供奉影骨舍利而制作的装具。

壸门座银棺底部线描图

而且铜浮屠出土时，并非完整地放置于阿育王塔内，而是拆分放置。综合这些信息可知，这三者并非特意为供奉第四枚佛骨舍利而特意打造的器物。而是直至大唐王朝最后一次（874年）送归佛骨舍利、布置地宫仪轨时，才将这三者组合在一起，放置于地宫前室，以盛放骨质影骨舍利。

这件铜浮屠，不仅是唐代建筑模型，专家推测它可能是根据唐代法门寺木塔形状铸造的。

合十舍利塔54米处的唐塔模型

从建筑年代上看，两者接近。根据史料记载，唐高宗显庆年间（656-661），修建了全新具有“三级风檐”的“唐四层木塔”，以后历次对唐代法门寺木塔的修缮都是在木塔基础上进行。铜浮屠檐下柱头斗拱、补间人字拱、攀间枋、栏额、蜀柱等结构，与大雁塔门楣上的石刻殿堂线图的架构十分接近，故其可能是与大雁塔（建造于652年）同时期建造的。
 

法门寺塔基地宫遗址（外围方形柱础是唐代塔基）

从建筑结构上看，两者具有相似性。法门寺唐塔地宫遗址发掘发现塔基是正方形石台，其上的二十个柱础的布局与铜浮屠三层台基上的围栏立柱布局完全一致，两者立柱每边均为六个，当心间柱的间距较大，其余两两之间距离较小。

可惜的是，唐代法门寺木塔已于明弘治元年（1488）倒塌了，我们无缘窥得真容了，幸好有这件铜浮屠，让我们可以在千年之后遥想唐代法门寺木塔的庄严与雄壮。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对外文化交流的扩大，文物出国（境）展览呈现出日益繁荣的局面。但是也由此加大了文物遭受损害的可能性，对文物的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2002年，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鎏金铜浮屠被国家文物部门收录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重要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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