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五部，质留中原

刘豹、刘渊父子为南匈奴单于的后裔。汉献帝建安廿一年（216）七月，南匈奴单于呼厨泉来朝贺，被扣留在邺城，魏王曹操借机分匈奴为五部，选汉人为司马加以监督，刘豹为左部师居于新兴（今山西忻州市北）。

魏元帝咸熙年间（264―265），刘渊住在洛阳作人质，受到魏晋王司马昭厚待。到了西晋泰始年间之后，并州人王浑多次向晋武帝推荐渊，武帝准备让他也参与平吴事宜，遭孔恂劝谏而作罢。279年，豹死，渊代父为左部帅。太康十年（289），武帝以刘渊为匈奴北部都尉。

八王内讧，密谋叛晋

西晋有意削弱他与部落的关系，后二迁为离石将兵都尉，刘渊则利用此职位的权限，暗中扩展势力。290年，杨骏辅政时，为了拉拢刘渊，命他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封汉光卿侯，给予统率匈奴五部军事的大权。到晋惠帝太安中（302─303），因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等诸王相互残杀，益州爆发流民起义，各地局势不稳，西晋统治已经动摇。在并州的匈奴五部也酝酿着反抗西晋的统治。晋永兴元年（304）三月，成都王、河间王联军讨伐齐王司马冏，攻占洛阳。不久，东海王司马越挟持晋惠帝攻邺，荡阴之战司马颖击败司马越，进而将晋惠帝留在邺。304年，成都王司马颖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极力拉拢刘渊，表其为“行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加强刘渊在匈奴五部中的地位，并命刘渊居邺城，以便控制。原北部都尉、右贤王刘宣与各部贵族商议共推刘渊为大单于，遣其党呼延攸到邺与刘渊联络。刘渊借口回部会葬，成都王不允，于是遣呼延攸回归，告知刘宣等召集五部及杂胡，声言助颖，实为反晋作准备。

托名援邺，离石起兵

304年八月，东海王派系的司马腾、王浚率段部鲜卑、乌桓势力发兵进攻邺城。在邺带兵的左贤王刘渊见机再次请求返回左国城，愿以调发匈奴五部援助成都王司马颖，司马颖迫于形势之危急，采纳其建议而准其西还，并拜渊为北单于。

刘渊以召旧部援助成都王司马颖为由而回到并州离石，预谋已久的刘宣等推刘渊为大单于，于是起兵反晋（当时针对东海王势力），二十日之间就聚众五万，都于离石。东赢公、并州刺史司马腾向鲜卑拓跋猗迤求兵攻打刘渊，拓跋猗迤与弟拓跋猗卢联合在西河进攻刘渊，击败刘渊军，在汾东与司马腾结盟后回师。 

据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历代州域形势》实际控制地区“东不逾太行，南不越嵩、洛，西不逾陇坻，北不出汾、晋”，疆域范围包括陕西的渭水流域以及山西、河南、甘肃黄河以东一带。在刘渊、刘聪时期，其范围控有今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一带，然而实际控制范围不大，刘聪时期，只局限在山西的一角（其余部分在刘琨手中）和由刘曜坐镇的关中一部分地区。河北一带由石勒所有，王弥的部将曹嶷控有青州、兖州、徐州一带，鲜卑的势力更是向南推进，布满燕、代一带。

据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历代州域形势》实际控制地区“东不逾太行，南不越嵩、洛，西不逾陇坻，北不出汾、晋”，疆域范围包括陕西的渭水流域以及山西、河南、甘肃黄河以东一带。在刘渊、刘聪时期，其范围控有今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一带，然而实际控制范围不大，刘聪时期，只局限在山西的一角（其余部分在刘琨手中）和由刘曜坐镇的关中一部分地区。河北一带由石勒所有，王弥的部将曹嶷控有青州、兖州、徐州一带，鲜卑的势力更是向南推进，布满燕、代一带。

基本上，汉赵的政治制度承袭汉魏以来的制度而又杂以旧俗。汉国的官制，自304年刘渊称汉王建立政权后，即采取汉朝的官制，设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及六卿等中枢之官。军事之官有大司马、太尉、大将军等高级将军以及杂号将军。地方之官则沿习魏晋以来的州郡制，采用胡汉分治的政策来进行统治。大单于的权力极大，仅次于皇帝。到刘聪嘉平四年（314），达到了较为完善的阶段。

刘渊时，设单于台，最高长官为大单于，统率六夷部落，单于台的设置，是沿匈奴旧制而来。刘聪时，在统治区内设置左、右司隶，各领户20多万，每1万户设置一名内史，内史共有43人。在大单于下设置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叟置一名都尉。

刘曜的前赵，继承汉国之制度，小有改革。刘曜继承刘汉政权胡、汉分治的政策。一方面以子刘胤为大司马、大单于，置单于台于渭城（今陕西咸阳），自左、右贤王以下皆用少数族豪酋充当。另一方面又大体沿用魏晋九品官人法，设立学校，肯定士族特权，与汉族的豪门望族相勾结，以维护其统治。此外，还仿效刘渊、刘聪徙民都城地区的办法，将被征服的各族人民大量徙置长安一带，以便直接控制。前赵全盛时，拥兵二十八万余人，据地有今陕西、山西、河南、甘肃各一部，当时，关陇氐、羌，莫不降附。前凉张茂，亦遣使贡献。